二十年前的高中语文课本 原来一百年前的语文课本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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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是如今中国赫赫有名的高校之一，由于培养了众多领导和名家，这里甚至成了一处旅游景点。然而，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一百多年前，就在这所学校的前身南洋公学中，诞生了中国语文教育的里程碑式教材。
物分天生人造说
天下之物 有天生者
日月 山川 禽兽 草木等类是也
有人造者 房屋 衣服
船车 几凳之类是也
－南洋公学外院自编《蒙学课本》
中日甲午战争
1896年11月中日甲午之耻刚刚过去一年，积郁难平的光绪皇帝在一堆繁杂的奏折中翻出了一本《条陈自强大计折》，这是刚刚被他提拔为太常寺少卿的洋务干将盛宣怀所上。在这道奏折中，盛宣怀将自强大计阐述为兴商、练兵和育才三个方面，其中育才尤为当务之急。为此他还专门写了《请设学堂片》附在这本奏折之后，请求自筹资金开设南洋公学，培养新式人才。这道奏折让亟图振作的光绪帝颇为振奋。
“
上海交大教授 姜玉平：
“我们学校创办是1896年，所以当时的背景就是中国和日本甲午海战打败以后，整个国家寻求如何能使中国振兴起来的办法。主要是学习日本的为主，所以办学成了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盛宣怀就提出来要办这个现代的新式教育”。
”
就在盛宣怀酝酿他的新式教育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儿童还被局限于这种日复一日的诵读声中《三字经》《千字文》和更高层面的四书五经就是他们的教材，在遍布中国的学塾书院里，他们每天背诵着这些不知所云的文章词句，梦想着有一天科举入仕，光宗耀祖。
“
人教版教材编审 秦兆基：
“在私塾的时候嘛，是一个家里请了一个老师，这老师过去是秀才。教的时候一开始教识字教字块。教字块以后，我们就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这些，那些书不要你懂得，他只要你能够背下字能够认识那就行了”。
”
私塾
对于当时的许多孩子来说，每天背诵、罚跪、打手板的私塾教育简直就是他们的噩梦，私塾出身的鲁迅后来把这种灌输式的旧式教育形容为吃人。而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则把它比成监狱，由于痛恨死板的读书生活，蒋梦麟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当然这只是小孩子的一句戏言，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孩子对旧式教育的不满。
盛宣怀
1897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盛宣怀在徐家汇的这块土地上创建了这所，完全不同于旧式学塾的南洋公学，在他的设想中这将是一所集外院中院上院和师范院为一体的综合院校。但是学校虽然有了，如何寻找能教授新学的老师，又如何在一统天下的科举制度下，将梦想着考取功名的学子们招入学校读书，却是一件首先要解决的大事。盛宣怀也为此颇费踌躇。
《蒙学课本》
同房之蜂不相爱则黄蜂侮之
而房必失
同国之民不相爱则外国侮之
而国必亡
国既亡矣 身将何托
－《国民相爱说》
南洋公学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开学了，四十名学生开始了他们新奇的学校生活，在这里他们不必每日习练八股背诵经典，而多了英文 理化等由外国教师讲授的西课，这些从学塾中走出的年轻人，第一次看清了外面的世界，而《蒙学课本》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
上海交大教授 毛杏云：
“因为师范生他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国学上面的功底比较深，有举人、廪生、贡生，都学过一些学问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在1898年就建了译书院了。那么这个译书院，它一个任务就是翻译一些西学的书本，比如说西学的军事啊外交啊这些内容，传播西学；那么第二，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要编译教科书”。
”
《蒙学课本》
此时在南洋公学的师范院里，一套志在普及教育的新式语文教科书正在编纂，他们仿造译书院翻译的日本教科书体例，将这套书起名为《蒙学课本》，意思是供孩子学习的启蒙课本，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套书却成了近代语文教育，甚至国民意识的发蒙之作。
“
上海交大教授 毛杏云：
“《蒙学课本》本身呢，它是一个大众的基础教育。它的编辑大意是这么写的，说小学者，学、士、农、工、商，今人当之自学，也就是说我主要是从供给小学生的，就是人人应该知道的这些学，并不是要学这个政治家、文学家、义理家。就是一个大众教育”。
”
在《蒙学课本》的选文中，既有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有中国最根本的思想理念，从自然科学到日常礼仪，从历史故事到地理知识，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文字浅近平和，课前有字词提示，课后有思考问答。告别私塾之苦，南洋公学的孩子们终于读到了一本跟他们平起平坐的语文课本。
新学启蒙
人能言 禽兽不能言
鹦鹉虽能言然不能知言之意
若读书不知书之意 与鹦鹉无异矣
蔡元培
1901年，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因病亡故，张元济出任代总理。他建议盛宣怀开设特班，培养贯通中西的高级人才。1901年4月，特班正式招收了四十二名学员，其中不乏像李叔同、邵力子这样的优秀学员。而特班的总教习更是请来了大名鼎鼎的蔡元培，一时间南洋公学人才济济，学风蔚然。
“
上海交大教授 毛杏云：
“蔡元培他那就是，就允许我们的学生能自己看一些报纸啊一些书籍啊讨论一些问题，另外呢他做题目，包括他辩论，都是国家或者国际的一些大事结合起来，让同学们思考一些问题”。
”
张元济
在特科班里，张元济和蔡元培一改原来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主的国文教科书，而推行《原富》《天演论》等新学教材，并亲自为学生讲课，全新的教科书加上优秀的老师和开放的学习氛围，南洋公学的学子们有幸成为了第一批苏醒的中国人。
1902年，南洋公学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张元济辞去了代总理的职务，重新回到了译书院，汪凤藻接替张元济担任公学总办，在这个保守派的领导下，南洋公学的风气顿时沉闷了许多，一场风波也在所难免。
“
上海交大教授 毛杏云：
“1902年10月份吧，那么就是有一位老师，就可能在教学当中对同学们管得比较严格，或者开放性的教学不够，平时呢同学们也还是有点意见的。有一次这位老师到了教室里来以后，就看到他的座位上有一个空的洗干净的墨水瓶，于是他就非常恼火，觉得是种侮辱”。
”
郭镇瀛在讲台上大发雷霆，他责令同学严加追查，随后又要开除三名无辜学生并以隐匿不告为名，宣布全班记大过一次，满怀激愤的学生找到了总办汪凤藻理论，但他不问情由袒护郭镇瀛，坚持错误决定更扬言让全班退学。
“
上海交大教授 毛杏云：
“好，这一下就闹到全校去了，全校同学觉得不服气了，怎么可以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呢？所以引起了全校同学要求退学。那么这个情况下面呢，蔡元培应该说是很爱护同学的。特班也出来闹了，他首先就安抚了同学，希望大家继续上课，不要这么干。然后就是报告了督办盛宣怀”。
”
在盛宣怀那里，学生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1902年11月16日全体学生打好行装集体退学走出学校，素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也愤而辞职，与学生站在—起。《新民丛报》第一时间全面报道了这次学潮，并高度赞扬，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随后《苏报》也做了深入采访，一时间学潮成了上海滩的焦点事件，并逐步蔓延到全国。而南洋公学中院五班的学生们，也从几年前的乖觉茫然，变得自信反叛。不难看出，几年的新学启蒙已经让他们从懵懂的少年，真正变成了民主自由的践行者。
家有女子读国文
世间残酷伤身之害 害及于全国
而毒流于子孙者
其中国妇女缠足乎
夫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既不识字又禁其出门
生人之趣殆已索然
－《女子国文教科书》
《女子国文教科书》
这是19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中的一篇课文，教科书上的内容是对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一百年前女性的解放就是从那双小脚开始的。就在这本专门针对女孩的教科书出版两年前，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开始明令劝禁女性缠足，此时尽管西风早已东渐，但对女性的束缚依旧严重，在溺死女婴现象还普遍存在的中国，现代教育对于大多数女孩来说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
深圳大学教授 熊贤君：
“1850年左右有教会教育进来了，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来，首先就是在福州这些地方，沿海办起了一些女子学校。尽管不是太景气，但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学校体系－女孩子还是可以接受教育的。结果那些女孩子一听说这个，说我们跟男孩子是一样的吗？她们说不对，就哭起来了，她说自古就不是这样的。她就没有接受一个她们可以接受知识，这样的一个概念”。
”
经元善
《女学报》
1898年5月当上海商人经元善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1907年出于废除科举之后的改革需要，濒临绝境的晚清政府颁布实施一系列现代教育章程，其中就包含《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把女子小学教育正式纳入学制，女性从此真正合法地迈进现代教育的大门，然而此时促进家庭的和谐 减轻家累，助丈夫之生计 以及辅助教育孩子，所有这些就是女性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以男权为主导的女子教育创办者的眼里，女性受教育的全部价值和意义都在此中。
五年之后的1912年11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其中第三条这样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女子所用读本宜加入家事要项。
“
深圳大学教授 熊贤君：
“规定这个学校制度暂行依旧，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清末的那种制度，那么教科书是要改变，但是这个时候来不及。来不及呢，就暂时还是依旧，所以再过一两年，1914年、1915年，就出了两套女子方面的教科书。女子教科书是适合于女孩子学的，那么内容来说呢，跟那个最新教科书的模式应该是一样，就是里面增加或者删掉一些 ，换了一部分课文。有一些比如说《女子宜求学》，就是说女子也要学习，女子如果没有文化的话 ，是让人瞧不起的。”。
”
《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
此时的《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中，刺绣、针织、烹饪、育儿、为妻、为妇等内容充斥全篇，全套六册课本中以连续的篇目，教育女性为妻之道，又以古代贤妻良母，或女德代表人物的故事为例给女子以学习的榜样。
“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闫苹：
“我觉得其实在民国和清末民初的这个阶段吧，我们还不能完全把它想象到是对女性的一种什么重视的培养。因为在清末的时候呢，已经有了“女子可以上学”这样一个进步思想在那儿，有这个影响了。而这个时候它实际上的目的还是要相夫教子救国。就是要让女子有文化，然后她可以好好教育孩子，然后就可以救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想法”。
”
陆费逵
今天的人们对陆费逵这个名字或许已经感到陌生，但是一定对中华书局不会陌生，陆费逵就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的母亲吴幼堂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代表，中国近代化开拓者李鸿章的侄女，她熟诵诗书思想新派，陆费逵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完成了自己的启蒙教育。1905年参加过革命党并已经有过三年书店及报社经历的陆费逵，因抨击时政而获罪于湖广总督张之洞，最终避走上海。次年冬天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1908年秋，时年二十二岁的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第二年春天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讲义部主任，他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 ，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 其议论思想在上海轰动一时。
中华书局
社会的剧烈变革让陆费逵看到了机遇的临近，他认为教科书应有大改革，以共和政体为内容的新教科书将成为当前之急需，很快陆费逵脱离商务创办中国另一大出版公司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创立为陆费逵的教育理想的实现打开了一扇窗口，他认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是在教科书。此时帝制刚刚结束，旧式的私塾教育尚未完全废止，而城市已开始了新式学校教育，在大城市连一向与读书无缘的女孩也有了上学的机会，这一变化引起了深受母亲新思想影响的陆费逵对女性教育的关注，1913年中华书局开始启动编撰《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在陆费逵的感召下，范源廉 戴克敦 沈颐 黎锦晖等一批当时一流的编辑人才，汇聚到中华书局旗下。他们既学有专长，又深谙教育理论和教学规律，更重要的是还兼具开明之风，一时之间中华书局群英荟萃新风蔚然。其中范源廉主编的《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更是被评价为“有着西方的价值观与女子观”，编著的时候兼顾了大语文的观念和照顾了女孩子的自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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