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发言说，关于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安理会多次开会讨论，显然存在意见分歧，还需要深入探讨。否定气候与安全之间存在关联，不是科学态度；将气候问题泛安全化，脱离具体情境谈论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恐怕也不是科学态度。

　　张军表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其背后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此，要阻断气候变化向安全风险传导，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发展入手，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发展鸿沟，提高气候韧性和应对能力。在这方面，安理会不能成为清谈馆，追求“政治正确”，而要脚踏实地，结合自身授权，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安全风险做些实事。

　　张军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遵循。公约所明确的基本共识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他们理应率先大幅减排，更早实现净零乃至负碳排放。遗憾的是，去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能源政策出现倒退，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不减反增，有关情况令人不安，安理会应予密切关注。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气候变化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那么在履行减排义务方面消极倒退的行为，包括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是否也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可不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授权采取强制措施，纠正这些消极行为？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张军指出，发达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有不少历史欠账，需要尽快填补每年1000亿美元的缺口，并制定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有的国家以推动本国能源转型为借口，通过各种不公平法案和行政举措，投入数千亿美元为本国制造业提供高额补贴，同时针对别国的绿色产业大搞贸易壁垒，掐断发展中国家获得绿色技术的路径。这些行为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扰乱全球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破坏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背道而驰。这些行为也让有关国家的漂亮口号显得苍白和虚伪。安理会要发挥作用，应坚决反对这样的行为和做法。

　　张军说，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中方愿同各方继续携手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