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国家自然博物馆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

　　国家自然博物馆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而来。2023年1月，中央编办、北京市委编委正式批复“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

　　几代科学家的呼唤和求索终于有了结果。

　　“希望国家自然博物馆藏品越来越丰富，办成世界级一流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公众号上的这条留言，正是公众对它的共同期许。

　　从零开始筹建自然博物馆

　　人们记忆中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各不相同，有人会想到复古建筑前的马门溪龙骨架，有人记忆深刻的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人体标本，还有人最爱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贝壳……但都精彩纷呈。

　　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最早可追溯至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

　　1951年3月，经中央宣传部文教委员会批准，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组建了“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次月，“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的文华殿、传心殿和清史馆，由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担任主任。在筹备处创建初期，它也和新中国许多新建单位一样，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工作人员均从其他文化单位调入，其中包括一批转业军人和新毕业的大学生。

　　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是为了建立一座“中央自然博物馆”，填补全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差不多同一时期，北京天文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相继筹建和诞生。

　　如何筹建自然博物馆在那时还是一项陌生课题。国家自然博物馆原副研究馆员、人类室主任时墨庄回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博物馆大多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馆藏丰富、专业队伍训练有素、陈列场所宽敞明亮，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教育场所。

　　时墨庄说：“求变心切的博物馆同仁们都认为，我们不能自甘落后地跟在别人后面按部就班。经过大家提议，决定以办展览的方式，在办展过程中积累藏品、培训队伍。”

　　关于展览内容，大家商定可首先举办一个以“祖国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为内容的大型展览，以紧密配合祖国的工业建设，充分宣传我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优势。

　　1954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首个展览“全国矿产资源展”便是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矿展之后，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又连续筹办了“治理黄河展”“祖国农产资源展”等。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中央自然博物馆在天桥动工兴建。这个中央三层、两翼两层的大楼东邻天坛，西对天桥剧场，共8000多平方米，内设14个陈列室和保管室、美工室、讲演厅等。

　　1958年5月，中央自然博物馆主体建筑落成，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馆名。1959年1月，该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

　　3年后，中央自然博物馆改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

　　标本收藏与科学研究双丰收

　　1962年，我国恐龙研究第一人、古脊椎动物学奠基者杨钟健院士，荣任国家自然博物馆第一任馆长。

　　杨馆长上任伊始便称：“我不务虚名，不做挂名馆长，而要在博物馆建设方面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在他精心的调度规划下，国家自然博物馆实现采集、科研、陈列一手抓，着力开展标本库房建设，组建了各生物专业的研究队伍。

　　随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几任馆长均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他们提倡通过野外采集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致力于推动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

　　例如，为了研究我国新疆境内的塔吉克族的发展历史，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曾5次登上帕米尔高原；“长江流域同样也是中华古文明的摇篮”，这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论点是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考察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众多史前遗址后提出的；从1981年起，国家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通过对柳州白莲洞史前遗址的详尽研究，证实了华南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真实存在；他们还曾前往当时无人问津的黑龙江省赫哲族地区，收集渔猎生产及生活用品，并采集到一批细石器标本和散碎陶片及陶网坠等。野外考察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为创作科普作品和陈列展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今，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藏品37万余件，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中居首位，还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国礼标本。

　　以生物进化为主线，国家自然博物馆设有古爬行动物、古哺乳动物、无脊椎动物、神奇的非洲等常设展览，展示了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构筑起地球上生命演化发展的全景图。此外，每年还推出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巡回展览。

　　最大限度实现开放共享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揭牌，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国家级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法等国都有一个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因为这是反映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样是国家形象的代表。

　　中国地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兼具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动植物区系特征，我国的动植物种类以及化石遗存十分丰富，但此前，我国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自然标本收藏中心用以展示国土自然历史以及自然科学主要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

　　1980年，历任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裴文中、徐仁、郑作新和周明镇在《大自然》杂志上联名呼吁，一个“国家级自然历史博物馆势在必建”。

　　此后，多位专家学者呼吁恢复或新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据有关人士统计，1980年—2001年，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档案里，有70多位科学界的代表和委员对重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先后提出过10次议案和提案，继而又有农工党中央就建设新馆问题两次提交提案。

　　2006年，时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李承森提议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得到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匡廷云等26位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发出建设国家级自然博物馆的呼吁。

　　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进东再次提交了相关提案，并于年末收到了国家文物局的答复——积极支持在北京筹建国家自然博物馆，并进行调研、沟通，推进该项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相关部门同心协力科学规划、打破条块限制、统筹整合各种资源，这件事涉及面广，本身具有难度。”

　　如今，这一有难度的工作终于顺利推进。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经过多轮考察、研究、论证，国家自然博物馆建设总体方案最终确定。

　　国家自然博物馆新址尚在建设中，这座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5.77公顷的新馆将成为北京大红门地区博物馆群的一颗璀璨明珠，成为未来南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新馆将大幅提升国家馆服务公众、保护收藏的能力。

　　在近日举行的2023中关村论坛“科技创新与自然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孟庆金透露，目前该馆正在开展数字博物馆工程建设，将不断丰富新技术应用场景，更好地发挥社会服务功能。

　　孟庆金说，自然博物馆不仅要扩大规模，也要注重技术水平、理念的全面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为自然博物馆建设带来了无限可能，“新时代的自然博物馆要和科学、历史、文化、艺术融合，最大限度地实现开放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