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检、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结合宣布了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导领导工作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既有未成年人涉罪案件、未成年人被损害案件，也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这些进入司法机关视野的未成年人，大多面临家庭教导问题。案件背后，这些涉案未成年人家庭能够获得哪些辅助，接收怎样的领导，能否改变此前的教导方法？聚焦检察机关发出的督促监护令及后续的家庭教导领导，记者进行了调研采访。

　　16岁的小帅某晚独自回家时，无故殴打了两个生疏人，导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公安局立了案。案子移送到北京海淀区国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官李思瑶手中。案子不庞杂，但和全部涉未成年人的案件一样，案外的工作远超案件本身。

　　李思瑶先要懂得小帅为什么这么做。本来当晚小帅的爸爸带他在外喝酒，小帅醉后对生疏人大打出手。

　　小帅父母离异，此前他一直与母亲和弟弟生活在北京，高中后因学籍问题回到原籍就学，平时寄宿在学校，周末有时与父亲在一起。多年未共同生活过，小帅与父亲有些隔阂，又恰逢青春期，开始呈现抽烟、喝酒等行为。从家庭角度来看，小帅已实际脱离母亲监护，父亲有不良行为习惯，显然不是理想的监护状况。依据小帅案件的情形，海淀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议，为其设置了6个月的考核期接收检察官和社工帮教，依据他的表示决议是否起诉，同时给他的父母制发了督促监护令及敦促接收家庭教导领导令，领导每周一次，共三个月。

　　移送至检察官手中的涉案未成年人，除了最终起诉至法院接收审讯之外，通常还有几种情形：有些有严重不良行为，已经处在犯法边沿；有些已涉嫌犯法，但因未达刑事义务年纪，依法不追究刑事义务；有些如小帅一样，所犯法行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没有立即起诉，而是给出必定考核期，考验期满符合必定条件后，最终可免于被起诉。这些孩子不能被一关了之，后续教导更显主要。

　　办理了5年多涉未成年人案件后，李思瑶深感出问题的孩子根源往往是出问题的家庭。四川省成都市国民检察院曾收拾出一组数据：办案中发现的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里，来自单亲家庭、继亲家庭以及父母不和家庭的占41.6%，不与父母共同生活、脱离家庭监护的占47.6%，放任、宠爱、打骂体罚等家庭教导方法不当的占78.8%。

　　这些出了问题的父母，在接到司法机关电话时有的震惊愕异，有的则气急败坏，“你们把他逮了吧，我管不了”。也有父母发问：“我想管，但我一管他就离家出走，我该怎么办？”在李思瑶看来，这其中都包括着家长因教导方式匮乏而深感无助。

　　1.为干涉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导探路

　　小帅的父母收到的，是北京检察机关制发的第一份敦促接收家庭教导领导令，但检察机关摸索干涉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导的起步则早得多。

　　在海淀检察院，这项工作可以追溯到2009年。为了科学评估涉案未成年人的行为，辅助他们回归正轨，海淀检察院引入了社工。最初，很多流程与形式有待厘清，但最初社工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给这些未成年人做社会调查，其中包含家庭情形调查。这项工作也是后来很多摸索的基本。

　　社工会依据调查情形给海淀检察院出具报告，承办检察官因此能透过案件看到一个孩子之所以“不良”的原因。在对涉案孩子的不批捕或者不起诉发布仪式上，检察官也会依据这份报告的情形，对父母进行训诫，提醒他们的教养方法可能在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进程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专业化同步产生。2009年，上海市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这是我国首个省级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之后，北京、河北、天津等地的基层检察院陆续组建未检专门机构。2015年，最高检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有效整合本来疏散在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和司法资源，全国四级未检机构设置渐次完备。一批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做出了更多专业而精致的创新。

　　也是在2015年，成都市检察机关开始摸索亲职教导。

　　成都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丛林回想，最初的契机是一起未成年人偷盗的案件。因为父母的管教方法粗鲁，这个孩子在一次争吵之后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成都。最后跟一些朋辈群体“混”在一起开始偷盗。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想请父母来一起研讨一下孩子的问题，父母始终在埋怨孩子如何不听话、在校表示如何不好。在检察官梳理孩子如何感染上不良习惯直至犯法的进程中，父母才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养育问题。

　　“最初并不体系也不专业，更多是辅助家长梳理和孩子之间存在的问题。”丛林说，但很快这项工作就标准了起来。除了社工之外，还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对于涉案未成年人的评估维度更全面，并设计了亲职教导课程。经过在4个区的试点后，2016年起成都在全市检察机关推行强迫亲职教导，并出台了专门看法标准实用条件、程序和内容等。

　　2.个性化的强迫亲职教导

　　督促监护令，最初开始于福建省福州市。

　　2018年福州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多名犯法嫌疑人团伙犯法的案件，承办检察官李琦发现其中有13名未成年人都出自单亲家庭、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其余的孩子也存在父母情感失和、忙于生计忽视对孩子的教导等问题。“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这些孩子就容易聚在一起抱团取暖。”李琦说。福州市检察院盼望依托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和法律威望，施展检察机关的监视职能和公益属性，对未实行监护职责的家庭进行干涉，让他们意识到孩子违法父母有责，因此开始摸索制发督促监护令。

　　2020年12月，一场关于督促监护令的理论研究会在福建福清召开，全国4级检察机关的干警代表等80多人加入了研究会，就完美督促监护令实行机制建言献策。2021年6月1日，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督促监护令。

　　丛林告知记者，在我国，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教导长期以来被纳入家庭生活私域范围，国家极少干涉。直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分工的细化、人员流动的加速，导致家庭监护制度赖以存在的原有社会基本逐步弱化，父母监护渎职甚至损害未成年人的惨案屡屡产生，国家公权利介入干涉未成年人监护教导的呼声日渐高涨。

　　2021年强迫亲职教导以“家庭教导领导”的形式被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现了这项工作从司法层面向立法层面的递进。而家庭教导增进法通过明确国家、社会等相干主体为家长供给家庭教导支撑辅助的权力和责任，使得民政、妇联、共青团、关工委等与未成年人工作相干的部门汇聚起来，为家长供给支撑的社会系统正在全面树立。

　　以福州市晋安区为例，晋安区检察院积极推进树立了省内首个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心，11家涉未成年人帮扶、救助的单位都参与其中。据晋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娟介绍，检察机关须要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家庭教导领导师或者帮教基地等时，直接向中心递交申请单，中心其他单位会链接相应的资源，进行人员分配。系统化的、针对每个家庭具体情形的领导计划得以实现。

　　每个家庭的领导计划都经过了多方面的考量。丛林向记者展现了一个流程图：在初步筛选出须要接收领导的家庭后，经过各自的调查，司法社工会出具社会调查报告，心理咨询师出具心理评估报告，家庭教导领导师出具家庭评估报告，在三份报告的基本上，再联合涉案家庭的转变意愿进行评估，最终形成个性化的领导计划。

　　3.“最难的是修复亲子关系”

　　虽然冠以“领导”之名，但家庭教导领导更多须要做的是修复亲子关系。“这个进程并不是教家长如何转变孩子，而是领导家长用自身的改变影响孩子。”刘娟说。

　　中国家庭教导学会常务理事李洁从2020年开始与司法机关合作，进行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导领导。在她看来，这项工作更具体的内容是转变家长的沟通方法。李洁坦言，这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在日常咨询中以12次为一个疗程的成果比拟理想。而在司法机关委托的案件中，受限于考核时间、家长意愿以及经费等现实问题的制约，有时只能开展四五次，所以须要找到这个家庭最须要转变的一个点来突破。“比如说，这个家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家庭构造不对等，父母对孩子没有任何束缚力，那我们就要集中辅助他们通过家庭会议等方法，重新调剂家庭构造。”李洁说明。

　　这个“具体的点”，在成都检察机关的家庭教导领导模式中以“X”浮现出来。“我们给家长供给6节必修课程加个性化选修课程的‘6+X’教导模式，辅以个别、家庭、亲子集团辅导等教学方法。”丛林介绍了成都市检察机关家庭教导领导的课程设计。必修课程包含教养作风、积极教导、树立感情链接等，而选修课则包含性教导、家庭气氛、尊重的需求等更为细分的内容。

　　“只要家长真挚地做出一点转变，孩子基础都会感到到并且给出正向的反馈。”丛林感想颇深。

　　4.为进步家长教导才能供给支撑

　　当然，并非全部家庭教导领导都能到达令人满意的成果。

　　李思瑶坦言，进入司法程序的孩子，其父母是比拟配合的，但是孩子还没有到达犯法的田地、须要做临界预防的家庭，并不必定愿意接收检察机关的领导。

　　在刘娟制发全国首份督促监护令的案件中，有一位未满14岁的涉案未成年人小陈，因父母离异且均在外地务工，案发前小陈处于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的状况。检察院向小陈父母宣布送达督促监护令后，他们却将小陈交给年迈、举动不便的亲戚抚育。为督促父母准确实行监护职责，刘娟和同事们进行了多次努力。他们首先向小陈父母发出警告信，强调让未成年人脱离监护的结果。警告信发出后，他的父母不仅不器重，还拒绝接听社工人员的电话。晋安区检察院又结合公安机关对小陈父母多次家访，当面训诫，请求其父母一方返回原籍进行陪同，或将小陈置于有实际监护才能人的监护下生活。最终父母听取了检察官的看法，把工作换到了福州，轮流带小陈共同生活。

　　应当说，在没有强迫性的前提下，想要让缺乏内驱动力的父母作出转变，检察院投入了宏大的人力成本。采访进程中，几位检察官、家庭教导领导师都谈到了进步强迫力的问题，也都谈到了一些现实考量。

　　“同样是按固定频率接收家庭教导领导，生计无着的家庭和衣食无忧的家庭实现难度是不一样的。”李思瑶办理过一起未成年人偷盗案，孩子妈妈有精力疾病，爸爸常年在几乎没有信号的深山里打零工，一年都见不到几次。这样的家庭客观上接收家庭教导领导的难度非常大。

　　尽管一些家长缺少内在动力，但北京教导法治研讨基地(首都师范大学)副主任罗爽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家庭教导领导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为家长进步家庭教导才能供给支撑。

　　此外，检察官们也谈到了家庭教导领导专业人才的缺少。

　　“我们在做立法调研的时候发现，家庭教导的专业人员其实是严重缺少的。”罗爽告知记者，家庭教导增进法的出台，推进了很多事情的进展。人社部把家庭教导领导师正式纳入职业大典，通过确立职业规范增进从业人员专业才能的晋升；今年4月，教导部宣布最新《普通高级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家庭教导成为新增专业，通过学科创建扩展人才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