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社会的“西藏热”不断升温。在好莱坞和大众传媒助推下，西藏作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极乐净土”，获得越来越多关注。但实际上，西方对西藏的热情并非只是当代现象，而是源自中世纪欧洲、近代一度达到高潮的持续过程。过去几百年里，一代代西方探险家怀揣各种目的，不断尝试进入西藏，寻找令他们感兴趣的事物。这些人的经历和观察，构成了西方人认识西藏的观念底色。

　　西方人前往西藏的动力源是一个复杂问题，可以说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追求，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

　　受神秘主义召唤

　　第一类是受到某种神秘主义的召唤。西方人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很大程度上受东方主义理念的影响，将西藏想象为“一个西方人在东方建立和统治的乌托邦式的人间净土”，其中代表性的叙述就是关于“香格里拉”的传说。这类想象往往有一个共同模式，即将西藏想象为宁静、祥和的人间净土，具有某种神秘力量，而西藏的居民要么来自西方，要么与西方人的祖先具有密切联系。

　　西方人对西藏的早期探索中，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传教士主要来自圣方济各教会，他们到西藏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寻找“失落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认知中，西藏人是中世纪早期在小亚细亚、中亚等地传播福音的基督徒的后裔，到西藏寻找这些人是“宗教义务”。在这种认知影响下，从13世纪开始，一代代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前往东方，寻找他们想象中的西藏。其中的典范，是欧洲藏学的重要奠基人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又译作依波利多·德西迪利)。德斯德里是意大利传教士，于1716年经印度、克什米尔辗转到达拉萨，在那里生活了五年，详尽研究了西藏文化，并用藏语编写了五本传教用的著作。他对西藏的观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人对西藏的最初印象，比如西藏是崇尚和平的地区的描述。

　　近代以来，尽管理性主义成为欧洲主要意识形态，西方对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仍有增无减。兴起于19世纪的“神智论”认为亚特兰蒂斯沉没后，一些幸存者生活在靠近戈壁的一个叫做香巴拉的地方，他们是雅利安人的祖先。在神智论者的观念中，香巴拉是“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生活着“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这种观点对日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1935年，纳粹德国成立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旨在为其种族主义观念提供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特别是确定雅利安人的起源。此后，在党卫军负责人希姆莱的安排下，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科考队前往西藏考察，对藏族人的体质、文化等进行研究，以确定“雅利安人的人类学标准”。

　　寻民族文化根源

　　第二类是为寻找本民族文化根源。18世纪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广泛兴起，成为新兴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受民族主义影响，一些中东欧国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这些国家的人民迫切需要理清本国文化脉络，探索文化源头，建立文化自信。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东方，试图在古老的东方世界寻找本民族文化根源，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西方藏学鼻祖乔玛。

　　亚历山大·乔玛·德·科勒斯(Alexander a de Koros)，1784年生于匈牙利。当时，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匈牙利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匈牙利人感到身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环绕的环境中缺乏安全感，寻找同胞的意识非常强烈。那个时期的一些学者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来自东方的马扎尔人，因此认为东方一定存在与匈牙利人拥有亲缘的民族。受这些观念影响，乔玛很早就树立了前往东方寻找匈牙利人故土的志向。在哥廷根大学完成学业后，乔玛于1819年启程前往东方。乔玛根据阿拉伯文献推测，匈牙利人祖先最古老的居所是大小布哈里亚的回纥人故乡，即西方语境中的中亚地区的布哈拉和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并重走他认定的古匈牙利人的流浪路径。通过不断调整计划和目的地，乔玛经土耳其、中东、伊朗、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抵达今天的印控克什米尔。在拉达克，乔玛接触到藏文文献，并产生了在浩瀚的藏文文献典籍中寻找匈牙利人祖先有关信息的计划。在随后的9年时间里，乔玛跟随拉达克当地藏传佛教寺庙的喇嘛系统学习研究藏语文和藏传佛教典籍，编写《藏英字典》《藏语语法》《梵藏英词汇集成》和《藏文大藏经甘珠文、丹珠尔解题目录》等开拓性专著，完成大量涉及藏学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学、宗教、民俗以及医药等方面的论著。1832年起，乔玛陆续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和《亚洲研究》上，由此奠定了西方人研究藏学的基础，也是西方人在学术上认识和研究西藏的重要象征。

　　助殖民主义扩张

　　第三类是服务于殖民主义扩张。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开始加大对东方的侵略力度，中国西藏也成为一些列强觊觎的对象，其中英国和沙俄是对西藏进行渗透侵略的主要国家，18至20世纪早期派遣大量人员进入西藏进行探险考察。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后，占据了几乎整个印度。此后，英印殖民当局一直谋求以印度为跳板，将势力范围向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内陆延伸。当时英国驻孟加拉国首任总督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就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18世纪中叶，靠近西藏边境地区的库赤—贝哈尔土邦发生内乱，哈斯丁斯借机派军队兼并该邦，进而占领了不丹的几处军事要塞。1774年，应不丹德布王的请求，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益希(1738—1780)致信哈斯丁斯，请他下令从不丹撤军。哈斯丁斯以此为契机，派遣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以回访的名义出使西藏，意在收集西藏交通、物产、气候、风土人情及政府结构、宗教等政治经济情报，考察印藏商路，以便开辟与西藏的政治、商业联系。

　　波格尔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秘书，长期接触藏族人，对藏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都有一定了解。1774年，波格尔带着哈斯丁斯的指示，前往日喀则拜访六世班禅，希望能与西藏建立政治和商业上的联系，但遭到六世班禅拒绝。波格尔是踏入西藏的第一位英国人，其出使时间比第一批抵达北京的马戛尔尼使团还早18年。

　　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俄罗斯是最早对西藏产生兴趣的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为服务于在信奉藏传佛教的中西伯利亚蒙古人地区进行扩张的政策，俄罗斯的一些学者、探险家和政客就开始了对藏族语言文字、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沙俄势力在中国北方地区加速扩张，对西藏有浓厚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以进入西藏考察为目的的探险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些人打着“游历”和“考察”幌子，收集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质、气象、动植物状况等情报和资料，目的是为沙俄更进一步侵略西藏服务。这些探险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作为俄国有计划、有组织对西藏进行考察的首倡者，他曾三次组织对西藏的考察。1879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进入西藏考察，跟随一个考察团经准噶尔戈壁、兰州、青海布尔汗布达山、唐古拉山进入西藏。行至那曲时，受西藏官员的坚决阻拦，他们一行被迫转向北归，之后又进入黄河上游和青海湖地区考察。1883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出版了《从斋桑经哈密前往黄河上游》一书，记录并总结了此次考察活动。其后，他又于1883年和1888年两次组织进藏考察，但都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拉萨，最终在第三次进藏途中染病身亡。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马前卒，他的考察报告对于外界了解西藏依然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国际藏学界受到了极大重视。普尔热瓦尔斯基死后，俄国政府给予西藏考察活动更多支持，赴藏探险队人员的装备也越来越精良。此后，波塔宁、科兹洛夫等人也陆续组织了一批批探险队和考察团进入西藏。这些探险家受沙俄陆军部、外交部直接资助或指挥，是直接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间谍。他们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的规模更大，不仅广泛收集各种情报，还在藏族上层中从事颠覆分裂活动。

　　总的来说，历史上西方探险家不断前往西藏游历考察，不管是出于精神理念还是现实目的，都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开展活动。无论是观察、记录还是征服，西藏在他们眼中本质上依然是“他者”。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是藏学的故乡，只有切实站稳中国立场，破除“香格里拉迷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上积极推动藏学事业发展，才能真正认识、了解和展示真实的西藏。

　　作者简介：

　　肖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主要从事当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研究、美国涉藏政策研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发表藏学学术论文十余篇，先后承担中央统战部、外交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多项委托课题。多次前往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进行实地调研，出访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涉藏国际学术交流。